致於可训教授 新春好！ 自从在《新文学评论》创刊五周年纪念会见你后，再没有机会与你切磋。最近读了你在《长江文艺评论》第二期发表的长文《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建设研究报告》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微型的《湖北当代文艺批评史》。全文高屋建瓴，信息量大，尤其是你提供的我省艺术批评现状，使我大开眼界。我反复读了两遍，从字里行间中彷佛窥见了“鄂派批评”即将浮出水面的曙光。这真是“樱花时节读华章”，甚为兴奋，以至兴奋得半夜起来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在20年前台湾出版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中，说新时期有“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三大理论群体。现在看来，还应加上“粤派批评”和“鄂派批评”这两个群体。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鄂派批评”的实力和影响，当然不及“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但“鄂派批评”是一个完全可以和“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竞争的文学群体。 当然，你这位“鄂派批评”一线的领军人物为人低调，行文谨慎，不愿打旗称派，但我觉得这不是打旗称派的问题，也不是为了占山头，而是为了展现上至开疆拓土的闻一多、苏雪林、废名、朱光潜、胡风、刘绶松、程千帆、秦兆阳、王元化、张光年、陈荒煤、于黑丁、徐迟、黄曼君、陆耀东、孙子威、龙泉明，下至承前启后的周勃、刘纲纪、陈安湖、王庆生、何国瑞、刘守华、王先霈、陈美兰、於可训、张永健、邹贤敏、兪汝捷、胡亚敏、何锡章、陈国恩、王又平、王泽龙、李俊国、樊星、刘川鄂、涂险峰、邹建军、方长安、刘为钦、李遇春、周新民、杨晓帆等人的文学批评实力，增强“文学鄂军”的文学自信，加固湖北文学评论队伍的凝聚力，为建设湖北文化强省尽一份力量。 一提到“鄂派批评”，人们就会以为是一个文学流派，其实它不是一个学派的概念。“鄂派批评”是不党的一群，没有社址，当然谈不上票选社长。它不是一个具有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为，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鄂派批评家”并非师出同门、同声呼应，更不可能一呼百应，它不是城头堡上挂有鲜明旗帜的学派。“鄂派批评”不呼口号，不标榜主张，不划界限，不争霸权。这个既“可训”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如“朦胧诗”的命名一样，有点朦胧。它所表述的只是众多鄂籍或久居湖北的文学评论家所形成的群体这一客观事实。不能刻板地按传统文学流派的定义去套它。我们大可不必急于论证目前作为文学话题的“鄂派批评”的存在依据及其合理性，我们只是用樊星和邹建军强调的文学地理学角度换位思考，借这个概念凝聚一种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并作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发展前景。 为什么“鄂派批评家”像长江那样后浪推前浪，为什么“鄂派批评家”有不少经得起时代筛选的论著和新见出现？这是否与“白云黄鹤”和中原大地的人文环境有关？这是新时代摆在湖北评论界面前的新课题。 “鄂派批评”不是同乡会，它亲炙地域却不囿于地域。所谓“鄂派”，并不个个像你都是“九头鸟”，它可分为六类： 一是像你那样土生土长在湖北，这是最纯或曰最正宗的“鄂派批评家”；二是在湖北土生却不在湖北土长或不在湖北读大学，如北大的贺桂梅；三是不在湖北土生但在湖北土长；四是不在湖北土生土长，但在湖北高校求学时发表出版过重要论著；五是在湖北工作七年以上[1]；六是在湖北工作多年后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家的，如王文生、杨江柱，以及在北京工作的金宏达、程光炜，亦可以算是广义的“鄂派批评家”。 “鄂派批评家”与别的文学评论群体时有交叉，像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程文超，其文学评论生涯在武汉起步。他们既是“粤派批评家”，也可视为“鄂派批评家”。李运抟（广西民大）和喻大翔（同济大学）在多处漂泊，较难界定其身份，但他们本质上是“鄂派批评家”。 下面，着重谈谈“鄂派批评家”的五种特色： 独立性。“鄂派批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代表人物有胡风。他深知：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都不是以注释经典作家的思想为使命，而是以赤诚的社会良知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给文艺理论领域带来新的活力。实践证明，他提出的“到处有生活”是个深刻的命题。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不能多样化，创作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另一“鄂派批评家”是当年在武汉发表《五月的鲜花》又名光未然、华夫的张光年。张光年为《文艺报》写的专论《题材问题》，反对把以是否处理了重大题材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或主要标准；强调广开文路，不要把写新人新事绝对化，以免使写反面人物和写旧社会的题材受到冷遇。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职责不仅是歌颂光明，还要鞭挞黑暗。这和另一“鄂派批评家”何直在1957年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谓是殊途同归。 在新时期，以研究自由主义作家著称的刘川鄂，他对本地的著名作家不盲从。他出版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他认为池莉“是个市民型作家，而不是一个启蒙型、先锋型作家；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一个大作家”。这种定位贬中有褒，褒中有贬，不愧为春秋笔法。他的新著《批评家的左手与右手》，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丛书”，可见胡风、张光年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精神正在他身上发扬光大。 前沿性。前沿性意味着“超越前人，开启后者”。简单地说，是“承前启后”。呼唤现代派和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勇士徐迟，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正是在拨乱反正和疾呼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的氛围下，具有诗人敏感的徐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1979年早春，以先行者的前沿姿态，率先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到来，为了创造现代化新诗，徐迟强调新诗的现代化首先要注意内容，还要求诗人懂点科学，要向科学家们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大胆幻想的精神。他反对抱残守缺，主张诗人不要固守传统，不应过分迷恋过去，而应向前看。不论别人如何强烈质疑，均应充分肯定虽然不是理论家而是以一位宣传鼓动家身份出现的徐迟以巨大的热情，呼唤中国现代派的产生，支持某些具有现代倾向的小说、新诗的崛起。他著文不拘泥保守，立论大胆，下笔时偏重激情的抒发，表现了站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勇气。 探索性。“文革”前强调学习苏联，结果把许多教条主义东西也带到中国来了。为了挖根寻源，秦兆阳批评了苏联文学中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思想性不应附加在艺术描写之中，而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应该完善、充实乃至修正。事实上，秦兆阳对这一定义提出批评后的两年，人们已习惯于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去取代苏联人发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启蒙性。坊间出版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现当代文论史，除复旦大学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有专节论述周勃的文学理论成就外，周勃大都没有提名的机会，就是有也是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其实，周勃不应在当代文学史中缺席，当年他是一位新锐评论家、有代表作的作家。有人写了一辈子，个人文集出了皇皇几大卷，可就没有留下一篇文章被后人记得。丁玲曾提倡“一本书主义”，其实对评论家来说，写一篇有历史穿透力、能入文学史家法眼的文章足矣。回顾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何直即秦兆阳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有《论人情》，钱谷融有《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有《电影的锣鼓》，勇闯禁区的周勃是继秦兆阳等人之后，以一篇文章影响后世的评论家。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周勃，以自己年轻的歌喉、全身心的真切和冲决教条主义的勇气，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深化何直论述的同时为新的文学观念辩护。这篇文章在当时扮演了新的启蒙者的历史角色，为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以至人们谈起这两位一唱一和的“鄂派批评家”何直、周勃，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文学年代，谈论一种文学观念的选择。 开创性。开创性意味着研究的问题是“前人”没有“感觉到”，没有“发现”的，或者“感觉到”了甚至“发现”了，却没有把它“提出”来。而开创者“感觉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并且把它“提出”来。如华中师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及在这一学术概念指导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便是典型的具有开先河意义的专著。 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绝大部分都是“兵团作战”，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是首次出现的“私家治史”著作，比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还要早一年。这两本当代文学史，堪称南北双璧。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洪子诚还是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都没有写台港澳文学，而於可训大幅度更新文学史观念写了，显得视野非常开阔，且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史》。 “粤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当下这类教材和专著，“粤派”占了半壁江山。如果说“鄂派批评”与“粤派批评”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鄂派批评”是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者刘绶松和北大的王瑶，在现代文学界有“北王南刘”之称。 华中师大学者群与武大学者群一直遥相呼应，陆耀东与黄曼君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无论是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还是黄曼君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都带有开创性。当然，开创性不一定是最好的，重要的是要有“史识”。黄著的长篇序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品格，就作了很有开创性的论述。王泽龙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和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的研究、方长安对1917-1949中国新诗接受史的研究，也有荜路蓝缕的意义。 “鄂派批评”与“粤派批评”另一不同之处，不以华文文学研究著称，但也有“个体户”。如华中师大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著称的江少川，在台港新诗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的武汉大学赵小琪，另有笔者在境内外出版的八种专题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还有来不及出版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澳门文学编年史》。在“史识”方面，笔者提出“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甚至提出“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引发境内外青年学者的强烈反弹[2]；就是在省内，也难入某些湖北当代文学史研究家的法眼[3]。 “鄂派批评家”在追求现当代文教材的稳定性的同时，把言人之未言作为史家的追求目标。这种开创性或独创性不仅表现在文学史的出版上，还表现在王先霈提出的“圆形批评论”及陈美兰开风气之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至于刘纲纪的《艺术哲学》，堪称经典之作。总之，“鄂派批评家”的各种探索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强化了“鄂派批评”的学术品位和创新倾向。 这里还不应忘记以开抒情诗研究风气之先的叶橹。在珞珈山求学期间，他在《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论文《激情的赞歌》、《关于抒情诗》，对抒情诗的创作特征进行初步考察。正是在这位“青青子衿”的带动下，安旗、沈仁康乃至资深评论家萧殷，也写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抒情诗的艺术特点。此外，五十年代和叶橹齐名的晓雪，其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由刘绶松辅导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年中文系大学生中，由“中央级”的出版社出版毕业论文还是第一回。难怪谢冕有一次见到“武大郎”叶橹和晓雪，连说是他的启蒙老师，武大启蒙北大，这也算是湖北文论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鄂派批评”也有它的局限，如缺乏团队意识，各自为战。虽说“鄂派批评”在新时期涌现了像刘川鄂、李遇春这样在全国文坛叫得响的评论新秀，但像胡风这样的大师，毕竟已成绝响。即使像秦兆阳、周勃那样奉行“一篇文章主义”的批评家，在当今湖北文坛也是凤毛麟角。应该花大力气去培养“鄂派批评”新军，把“鄂派批评”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要想真正让“鄂派批评”发光，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需要评论家们不休止地吆喝、辩驳和持续地倡导。可训，你不妨充分利用你拥有的平台及其学术资源，先召开以“鄂籍批评”或“鄂派批评”为名的研讨会，然后举办“鄂派批评”论坛，出版“鄂派批评”丛书，编纂《鄂派文艺批评史》，动手编写《鄂派批评家评传》和“鄂派批评”重镇即武大、华师、湖大中文系简史，在刊物上开辟“鄂派文艺批评家自述”专栏，用各种方式去诠释“鄂派批评”这一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概念。可以庆幸的是，“闽派批评”、“粤派批评”都没有自己的评论阵地，而我们“鄂派批评”较富裕，有好几个评论刊物，当然最主要的是为“鄂派批评”发声和呐喊的《长江文艺评论》。 可训，“鄂派批评”在路上。这路上不完全是鲜花，其中有荆棘、深坑，但我们均不畏艰难，一直向前奋进。 我迈入古稀之年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我举办了“古远清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你因忙没有到会。后来你写了一封信给我，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师”，我不敢当，但想到我是“坐七望八”的老者，如再不做“师”，岂不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我抖起精神，打好领带，换上西装，以一脸严肃的“大师”面孔指出大作的一些笔误：陈柏健已故，易元符应为易原符，周晓民应为周晓明，黎山尧的“尧”应加“山”旁。吴耀凌在武大校友名录上写作吴耀棱，但我的印象中是土旁。你说“吴耀凌的凌其实应该是山字旁，也是因为一时打不出字来，就将就了，也见别人将就过。”我又指谬：苏雪林在武大写的著作《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应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你回信时坚定地说苏雪林著作的名字并没有错，并以自己的藏书作为确凿证据。你看，给人纠错自己先行出错，我这位“大师”也就变成了大学老师的简称，好没有面子。但我不服输，还想继续下指导棋，说大作中开的众多批评家的名单，应去掉一些并非批评家而只是编辑家的名字，另加上华中师大研究报告文学的尹均生、主编《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的湖北教育学院（现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熊忠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作者中南民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李鸿然、《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的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胡德才。不过这样一来，便成了“排排座，吃果果”，会加不胜加的。 写到这里，刚好收到川鄂送给我他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发现我建议增加的名单他书中几乎都有，使我的指导棋走不下去，再次有失落之感。为了挽回面子，在比你年轻的川鄂老弟面前，我就充当老师一回总可以吧。 于是我用放大镜在川鄂老弟的著述中找岔子，后来惊喜地发现他在《当代文坛》今年第2期发表的《从现代到当代——我的学术生涯》，说自己的笔名为“阿川”，我想这个“川”字肯定错了，应为“鄂”，因为“鄂派批评家”怎么能叫“阿川”呀。如他拒不承认，建议你以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取消”他当“鄂派批评家”的资格。 记得20多年前，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黄维樑访问武大时，我到过你家（也是唯一的一次），见你的书架竟然有台湾尉天骢的《乡土文学讨论集》，我甚为惊奇。听说你这位不退休的资深教授现在住豪宅，是复式楼吗？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到贵府做客向你切磋“鄂派批评”能否成立的问题，并参观你的书房以一饱眼福——赶紧坦白交代，说是“参观”，其实是“视察”：一是“视察”你有无亮出“鄂派批评家”的旗帜，众多湖北评论家送你的专著有无设立“鄂派批评家”专柜；二是“视察”你书房门上有无张贴“书与老婆不借”的纸条。如没有，我在“视察”时很可能顺手牵羊窃走你没有送我的定价最高的《王蒙传论》。你竟然称於府为“寒舍”，既然是“寒舍”，一定没安装监控，故请你时刻警惕孔乙己的到来。 即颂春安！ 注释： [1]这里说的七年，是借鉴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说法。他主编《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年）“前言”中说，在香港居住达七年以上的，便可称为香港作家。 [2]【菲律宾】杨宗翰：《与古远清谈台湾新诗史的书写问题》，台北，《创世纪》，2008年夏季号，另见北大《新诗评论》，2008年第一辑；（香港）何嘉俊：《论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重写台湾文学史的策略和意义》，台南，《云汉学刊》，2016年3月。 [3]之所以难入某些湖北当代文学研究家的法眼，一是我的学术形象“太差”，不少人认为我是靠与余秋雨打官司成名。鉴于我挑战文化名人，又先后给张炯（目前我是唯一在报刊上公开批评他的人）、谢冕、王蒙等人挑错，最近又在《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南方文坛》著文质疑名刊《中国文学批评》《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于是有人在《名人传记》介绍我时，直呼我为“学术警察”。二是缺乏相应的平台。正如刘川鄂所说：在当今体制下的学术中平台相当重要，往往“位置”决定了话语权。1997年，我和王蒙、雷达、杨匡汉赴吉隆坡参加“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时，雷达就和我说：“如果你在北京高校工作，知名度会翻转。”正因为我长期在一所没有中文系的高校任教，余秋雨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借我一生》中，这样蔑视我：“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我这样回应他：“余先生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的上海戏剧学院从事散文创作，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写作水平。”三是我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大陆作家，更不是湖北作家，所以始终难进主流文坛。有一本研究湖北当代文学评论厚厚的专著，我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四是我研究台湾文学，异常敏感，不少名刊和出版社都对我敬而远之。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只好在境外亮相，而这种繁体字书，大陆读者一般看不到。五是学科歧视。许子东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引用坊间流行的顺口溜“一流学者搞古典，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台港”，他说这话当然是错误的，但现在研究台港文学最有名的刘登翰、古远清，也就是这个水平（大意）。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如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为我设专节。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认为拙著《台湾当代新诗史》，“可以说不论大陆或台湾的诗歌学者、评论家，写台湾新诗史写得如此全面、深入精辟者，你当是第一人。” 答古远清先生 古老师： 您好。前几天，您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认为可以打出‘鄂派批评’的旗号”，我即心有所动。我的心动，不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先后有“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登台亮相，也想跟风而上，而是觉得借此机会，可以总结一下湖北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像您说的那样，“借这个概念凝聚一种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并作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发展前景。”昨天收到家园转来您给我的邮件，才知道关于“鄂派批评”的事，您不是顺口说说而已，而是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您给我的信，我反复读了多遍，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以您这样的高龄，对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事业，还有如此的激情，还能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实在难得。我比您“年轻”，但自愧弗如。您和美兰、先霈老师是一代人，无论学问人品，我都应尊您为师，说“亦师亦友”，是我冒犯，意在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如朋友相对，无师道尊严之隔而已。我这个人生性保守，您说我“为人低调，行文谨慎”，我知道，那是我的弱点和短板，但“鄂派批评”事关湖北文学发展大事，我不敢擅专，所以，才请您合盘托出高见。借此机会，我也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一、关于“鄂派批评”的命名。因为有您说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在先，虽然我们无意跟风，但再提“鄂派批评”，仍不免有跟风之嫌。在这种纯粹地域性的提法之外，是否还能找到一种提法，既不套用别人的命名，又能概括“鄂派批评”的特色。比如“文学鄂军”的提法，是套用“陕军东征”“陕军”的说法，但“汉味文学”却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命名，这个命名虽然与“文学鄂军”有别，但却避免了与别人重复，也凸显了湖北文学的鲜明特色。这当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有无必要，如何命名，需要大家认真讨论。 二、关于“鄂派批评”的特色。我同意您关于“鄂派批评”不是一个学派的说法，但既然称“派”，就得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和明显的特征。湖北的文学批评是否存在这种共同的追求和明显的特征。我在《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中提到了几点，您在邮件中也提到了几点，但我们提到的这几点，是不是能概括“鄂派批评”的主要特色，除了我们提到的这几点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概括。这是关系到“鄂派批评”能不能成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我们所总结和概括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般性表现，而不是“鄂派批评”独有的特色，也就失去了称“派”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也希望大家对“鄂派批评”的特色怎么概括，贡献自己的意见。 三、关于“鄂派批评家”的身份界定。您关于“鄂派批评家”身份界定的几点意见，我觉得尚可讨论，原则上不宜太窄，也不宜太宽。太窄了，容易把许多有成就的鄂籍批评家排除在外，太宽了，容易失去地域概念的意义。我意批评家的籍贯和批评活动的“在地性”要兼顾起来。仅有鄂籍，但主要的批评活动不在湖北发生，归入“鄂派批评家”，很难得到认同。尤其是像胡风、张光年、秦兆阳这样的批评大家，其文学批评活动主要不在湖北，其影响也主要不在地域特色，作为“鄂派批评家”，是否合适。但这三位批评大家，又确属鄂籍，把他们排除在外，更为不妥。相反，并非鄂籍，却长期在湖北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批评家，不列入“鄂派批评家”，又显然有“排他”之嫌。尤其是像美兰、先霈老师和您，都不属鄂籍，但不算你们，就抽了“鄂派批评”的顶梁柱。你们是“鄂派批评”的领军人物，自然不成问题，关键是前面三位鄂籍批评家的问题如何处理，需要大家讨论。我意应把文学批评的“在地性”，即主要在湖北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放在首要位置，同时考虑批评家的鄂籍问题，而不是以是否是“鄂籍”为主，这样可能更合乎“文学批评”派别的本义。 四、关于“鄂派批评”的所指问题。前面说到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都是单指文学批评，我觉得“鄂派批评”应该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如美术、戏剧、音乐、书法等等，这些艺术门类的文艺批评活动，在湖北一直都很活跃，历史上还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在《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中都提到过，我觉得这也是“鄂派批评”有别于别“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否应该包括在内，也请大家讨论。 五、关于“鄂派批评”的代际问题。我比较了一下，在众多地域性的批评群体中，“鄂派批评”的代际是比较清晰，也比较完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鄂派批评”都代有传承。清理这个代际关系，不是为了论资排辈，而是为了建构“鄂派批评”的传统，同时也有助于鄂派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本土”资源。鄂派青年批评家队伍近年来发展很快，也很有实力，是“鄂派批评”的希望和未来。我同意您说的“应该花大力气去培养‘鄂派批评’新军，把‘鄂派批评’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如何在“鄂派批评”队伍中发挥青年批评家的力量，也请大家献计献策。 我暂时想到的问题，就这几点，可能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想到，希望您，也希望更多关心“鄂派批评”的同行提出来。您在信中提到我的“研究报告”中需要增补的批评家，我会找机会补上。有些一时打不出来的字，我也会想办法改正。借此机会，也请诸位同仁对我的“研究报告”多提意见，以便我修改完善。您提到我的藏书，那绝对不能跟您相比。近年来，因为多次搬家，已分批捐赠了大半，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如来视察，可能会让您失望。 专此，即颂，身笔两健。 致於可训教授可训：新春好！自从在《新文学评论》创刊五周年纪念会见你后，再没有机会与你切磋。最近读了你在《长江文艺评论》第二期发表的长文《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建设研究报告》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微型的《湖北当代文艺批评史》。全文高屋建瓴，信息量大，尤其是你提供的我省艺术批评现状，使我大开眼界。我反复读了两遍，从字里行间中彷佛窥见了“鄂派批评”即将浮出水面的曙光。这真是“樱花时节读华章”，甚为兴奋，以至兴奋得半夜起来给你写这封长信。我在20年前台湾出版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中，说新时期有“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三大理论群体。现在看来，还应加上“粤派批评”和“鄂派批评”这两个群体。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鄂派批评”的实力和影响，当然不及“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但“鄂派批评”是一个完全可以和“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竞争的文学群体。当然，你这位“鄂派批评”一线的领军人物为人低调，行文谨慎，不愿打旗称派，但我觉得这不是打旗称派的问题，也不是为了占山头，而是为了展现上至开疆拓土的闻一多、苏雪林、废名、朱光潜、胡风、刘绶松、程千帆、秦兆阳、王元化、张光年、陈荒煤、于黑丁、徐迟、黄曼君、陆耀东、孙子威、龙泉明，下至承前启后的周勃、刘纲纪、陈安湖、王庆生、何国瑞、刘守华、王先霈、陈美兰、於可训、张永健、邹贤敏、兪汝捷、胡亚敏、何锡章、陈国恩、王又平、王泽龙、李俊国、樊星、刘川鄂、涂险峰、邹建军、方长安、刘为钦、李遇春、周新民、杨晓帆等人的文学批评实力，增强“文学鄂军”的文学自信，加固湖北文学评论队伍的凝聚力，为建设湖北文化强省尽一份力量。一提到“鄂派批评”，人们就会以为是一个文学流派，其实它不是一个学派的概念。“鄂派批评”是不党的一群，没有社址，当然谈不上票选社长。它不是一个具有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为，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鄂派批评家”并非师出同门、同声呼应，更不可能一呼百应，它不是城头堡上挂有鲜明旗帜的学派。“鄂派批评”不呼口号，不标榜主张，不划界限，不争霸权。这个既“可训”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如“朦胧诗”的命名一样，有点朦胧。它所表述的只是众多鄂籍或久居湖北的文学评论家所形成的群体这一客观事实。不能刻板地按传统文学流派的定义去套它。我们大可不必急于论证目前作为文学话题的“鄂派批评”的存在依据及其合理性，我们只是用樊星和邹建军强调的文学地理学角度换位思考，借这个概念凝聚一种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并作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发展前景。为什么“鄂派批评家”像长江那样后浪推前浪，为什么“鄂派批评家”有不少经得起时代筛选的论著和新见出现？这是否与“白云黄鹤”和中原大地的人文环境有关？这是新时代摆在湖北评论界面前的新课题。“鄂派批评”不是同乡会，它亲炙地域却不囿于地域。所谓“鄂派”，并不个个像你都是“九头鸟”，它可分为六类：一是像你那样土生土长在湖北，这是最纯或曰最正宗的“鄂派批评家”；二是在湖北土生却不在湖北土长或不在湖北读大学，如北大的贺桂梅；三是不在湖北土生但在湖北土长；四是不在湖北土生土长，但在湖北高校求学时发表出版过重要论著；五是在湖北工作七年以上[1]；六是在湖北工作多年后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家的，如王文生、杨江柱，以及在北京工作的金宏达、程光炜，亦可以算是广义的“鄂派批评家”。“鄂派批评家”与别的文学评论群体时有交叉，像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程文超，其文学评论生涯在武汉起步。他们既是“粤派批评家”，也可视为“鄂派批评家”。李运抟（广西民大）和喻大翔（同济大学）在多处漂泊，较难界定其身份，但他们本质上是“鄂派批评家”。下面，着重谈谈“鄂派批评家”的五种特色：独立性。“鄂派批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代表人物有胡风。他深知：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都不是以注释经典作家的思想为使命，而是以赤诚的社会良知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给文艺理论领域带来新的活力。实践证明，他提出的“到处有生活”是个深刻的命题。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不能多样化，创作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另一“鄂派批评家”是当年在武汉发表《五月的鲜花》又名光未然、华夫的张光年。张光年为《文艺报》写的专论《题材问题》，反对把以是否处理了重大题材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或主要标准；强调广开文路，不要把写新人新事绝对化，以免使写反面人物和写旧社会的题材受到冷遇。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职责不仅是歌颂光明，还要鞭挞黑暗。这和另一“鄂派批评家”何直在1957年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谓是殊途同归。在新时期，以研究自由主义作家著称的刘川鄂，他对本地的著名作家不盲从。他出版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他认为池莉“是个市民型作家，而不是一个启蒙型、先锋型作家；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一个大作家”。这种定位贬中有褒，褒中有贬，不愧为春秋笔法。他的新著《批评家的左手与右手》，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丛书”，可见胡风、张光年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精神正在他身上发扬光大。前沿性。前沿性意味着“超越前人，开启后者”。简单地说，是“承前启后”。呼唤现代派和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勇士徐迟，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正是在拨乱反正和疾呼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的氛围下，具有诗人敏感的徐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1979年早春，以先行者的前沿姿态，率先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为了迎接四个现代化的到来，为了创造现代化新诗，徐迟强调新诗的现代化首先要注意内容，还要求诗人懂点科学，要向科学家们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大胆幻想的精神。他反对抱残守缺，主张诗人不要固守传统，不应过分迷恋过去，而应向前看。不论别人如何强烈质疑，均应充分肯定虽然不是理论家而是以一位宣传鼓动家身份出现的徐迟以巨大的热情，呼唤中国现代派的产生，支持某些具有现代倾向的小说、新诗的崛起。他著文不拘泥保守，立论大胆，下笔时偏重激情的抒发，表现了站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勇气。探索性。“文革”前强调学习苏联，结果把许多教条主义东西也带到中国来了。为了挖根寻源，秦兆阳批评了苏联文学中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思想性不应附加在艺术描写之中，而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应该完善、充实乃至修正。事实上，秦兆阳对这一定义提出批评后的两年，人们已习惯于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去取代苏联人发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启蒙性。坊间出版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现当代文论史，除复旦大学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有专节论述周勃的文学理论成就外，周勃大都没有提名的机会，就是有也是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其实，周勃不应在当代文学史中缺席，当年他是一位新锐评论家、有代表作的作家。有人写了一辈子，个人文集出了皇皇几大卷，可就没有留下一篇文章被后人记得。丁玲曾提倡“一本书主义”，其实对评论家来说，写一篇有历史穿透力、能入文学史家法眼的文章足矣。回顾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何直即秦兆阳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有《论人情》，钱谷融有《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有《电影的锣鼓》，勇闯禁区的周勃是继秦兆阳等人之后，以一篇文章影响后世的评论家。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周勃，以自己年轻的歌喉、全身心的真切和冲决教条主义的勇气，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深化何直论述的同时为新的文学观念辩护。这篇文章在当时扮演了新的启蒙者的历史角色，为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以至人们谈起这两位一唱一和的“鄂派批评家”何直、周勃，就像是在谈论一个文学年代，谈论一种文学观念的选择。开创性。开创性意味着研究的问题是“前人”没有“感觉到”，没有“发现”的，或者“感觉到”了甚至“发现”了，却没有把它“提出”来。而开创者“感觉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并且把它“提出”来。如华中师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及在这一学术概念指导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便是典型的具有开先河意义的专著。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绝大部分都是“兵团作战”，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是首次出现的“私家治史”著作，比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还要早一年。这两本当代文学史，堪称南北双璧。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洪子诚还是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都没有写台港澳文学，而於可训大幅度更新文学史观念写了，显得视野非常开阔，且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史》。“粤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当下这类教材和专著，“粤派”占了半壁江山。如果说“鄂派批评”与“粤派批评”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鄂派批评”是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者刘绶松和北大的王瑶，在现代文学界有“北王南刘”之称。华中师大学者群与武大学者群一直遥相呼应，陆耀东与黄曼君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无论是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还是黄曼君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都带有开创性。当然，开创性不一定是最好的，重要的是要有“史识”。黄著的长篇序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品格，就作了很有开创性的论述。王泽龙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和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的研究、方长安对1917-1949中国新诗接受史的研究，也有荜路蓝缕的意义。“鄂派批评”与“粤派批评”另一不同之处，不以华文文学研究著称，但也有“个体户”。如华中师大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著称的江少川，在台港新诗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的武汉大学赵小琪，另有笔者在境内外出版的八种专题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还有来不及出版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澳门文学编年史》。在“史识”方面，笔者提出“重建文学史的政治维度”，甚至提出“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引发境内外青年学者的强烈反弹[2]；就是在省内，也难入某些湖北当代文学史研究家的法眼[3]。“鄂派批评家”在追求现当代文教材的稳定性的同时，把言人之未言作为史家的追求目标。这种开创性或独创性不仅表现在文学史的出版上，还表现在王先霈提出的“圆形批评论”及陈美兰开风气之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至于刘纲纪的《艺术哲学》，堪称经典之作。总之，“鄂派批评家”的各种探索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强化了“鄂派批评”的学术品位和创新倾向。这里还不应忘记以开抒情诗研究风气之先的叶橹。在珞珈山求学期间，他在《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论文《激情的赞歌》、《关于抒情诗》，对抒情诗的创作特征进行初步考察。正是在这位“青青子衿”的带动下，安旗、沈仁康乃至资深评论家萧殷，也写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抒情诗的艺术特点。此外，五十年代和叶橹齐名的晓雪，其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由刘绶松辅导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年中文系大学生中，由“中央级”的出版社出版毕业论文还是第一回。难怪谢冕有一次见到“武大郎”叶橹和晓雪，连说是他的启蒙老师，武大启蒙北大，这也算是湖北文论史上的一段佳话吧。“鄂派批评”也有它的局限，如缺乏团队意识，各自为战。虽说“鄂派批评”在新时期涌现了像刘川鄂、李遇春这样在全国文坛叫得响的评论新秀，但像胡风这样的大师，毕竟已成绝响。即使像秦兆阳、周勃那样奉行“一篇文章主义”的批评家，在当今湖北文坛也是凤毛麟角。应该花大力气去培养“鄂派批评”新军，把“鄂派批评”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要想真正让“鄂派批评”发光，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需要评论家们不休止地吆喝、辩驳和持续地倡导。可训，你不妨充分利用你拥有的平台及其学术资源，先召开以“鄂籍批评”或“鄂派批评”为名的研讨会，然后举办“鄂派批评”论坛，出版“鄂派批评”丛书，编纂《鄂派文艺批评史》，动手编写《鄂派批评家评传》和“鄂派批评”重镇即武大、华师、湖大中文系简史，在刊物上开辟“鄂派文艺批评家自述”专栏，用各种方式去诠释“鄂派批评”这一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概念。可以庆幸的是，“闽派批评”、“粤派批评”都没有自己的评论阵地，而我们“鄂派批评”较富裕，有好几个评论刊物，当然最主要的是为“鄂派批评”发声和呐喊的《长江文艺评论》。可训，“鄂派批评”在路上。这路上不完全是鲜花，其中有荆棘、深坑，但我们均不畏艰难，一直向前奋进。我迈入古稀之年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我举办了“古远清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你因忙没有到会。后来你写了一封信给我，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师”，我不敢当，但想到我是“坐七望八”的老者，如再不做“师”，岂不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我抖起精神，打好领带，换上西装，以一脸严肃的“大师”面孔指出大作的一些笔误：陈柏健已故，易元符应为易原符，周晓民应为周晓明，黎山尧的“尧”应加“山”旁。吴耀凌在武大校友名录上写作吴耀棱，但我的印象中是土旁。你说“吴耀凌的凌其实应该是山字旁，也是因为一时打不出字来，就将就了，也见别人将就过。”我又指谬：苏雪林在武大写的著作《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应为《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你回信时坚定地说苏雪林著作的名字并没有错，并以自己的藏书作为确凿证据。你看，给人纠错自己先行出错，我这位“大师”也就变成了大学老师的简称，好没有面子。但我不服输，还想继续下指导棋，说大作中开的众多批评家的名单，应去掉一些并非批评家而只是编辑家的名字，另加上华中师大研究报告文学的尹均生、主编《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的湖北教育学院（现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熊忠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作者中南民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李鸿然、《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的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胡德才。不过这样一来，便成了“排排座，吃果果”，会加不胜加的。写到这里，刚好收到川鄂送给我他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发现我建议增加的名单他书中几乎都有，使我的指导棋走不下去，再次有失落之感。为了挽回面子，在比你年轻的川鄂老弟面前，我就充当老师一回总可以吧。于是我用放大镜在川鄂老弟的著述中找岔子，后来惊喜地发现他在《当代文坛》今年第2期发表的《从现代到当代——我的学术生涯》，说自己的笔名为“阿川”，我想这个“川”字肯定错了，应为“鄂”，因为“鄂派批评家”怎么能叫“阿川”呀。如他拒不承认，建议你以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取消”他当“鄂派批评家”的资格。记得20多年前，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黄维樑访问武大时，我到过你家（也是唯一的一次），见你的书架竟然有台湾尉天骢的《乡土文学讨论集》，我甚为惊奇。听说你这位不退休的资深教授现在住豪宅，是复式楼吗？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到贵府做客向你切磋“鄂派批评”能否成立的问题，并参观你的书房以一饱眼福——赶紧坦白交代，说是“参观”，其实是“视察”：一是“视察”你有无亮出“鄂派批评家”的旗帜，众多湖北评论家送你的专著有无设立“鄂派批评家”专柜；二是“视察”你书房门上有无张贴“书与老婆不借”的纸条。如没有，我在“视察”时很可能顺手牵羊窃走你没有送我的定价最高的《王蒙传论》。你竟然称於府为“寒舍”，既然是“寒舍”，一定没安装监控，故请你时刻警惕孔乙己的到来。即颂春安！远清2018年3月16日注释：[1]这里说的七年，是借鉴香港作家刘以鬯的说法。他主编《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年）“前言”中说，在香港居住达七年以上的，便可称为香港作家。[2]【菲律宾】杨宗翰：《与古远清谈台湾新诗史的书写问题》，台北，《创世纪》，2008年夏季号，另见北大《新诗评论》，2008年第一辑；（香港）何嘉俊：《论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重写台湾文学史的策略和意义》，台南，《云汉学刊》，2016年3月。[3]之所以难入某些湖北当代文学研究家的法眼，一是我的学术形象“太差”，不少人认为我是靠与余秋雨打官司成名。鉴于我挑战文化名人，又先后给张炯（目前我是唯一在报刊上公开批评他的人）、谢冕、王蒙等人挑错，最近又在《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南方文坛》著文质疑名刊《中国文学批评》《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于是有人在《名人传记》介绍我时，直呼我为“学术警察”。二是缺乏相应的平台。正如刘川鄂所说：在当今体制下的学术中平台相当重要，往往“位置”决定了话语权。1997年，我和王蒙、雷达、杨匡汉赴吉隆坡参加“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时，雷达就和我说：“如果你在北京高校工作，知名度会翻转。”正因为我长期在一所没有中文系的高校任教，余秋雨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借我一生》中，这样蔑视我：“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我这样回应他：“余先生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的上海戏剧学院从事散文创作，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写作水平。”三是我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大陆作家，更不是湖北作家，所以始终难进主流文坛。有一本研究湖北当代文学评论厚厚的专著，我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四是我研究台湾文学，异常敏感，不少名刊和出版社都对我敬而远之。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只好在境外亮相，而这种繁体字书，大陆读者一般看不到。五是学科歧视。许子东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引用坊间流行的顺口溜“一流学者搞古典，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台港”，他说这话当然是错误的，但现在研究台港文学最有名的刘登翰、古远清，也就是这个水平（大意）。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如吴思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为我设专节。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认为拙著《台湾当代新诗史》，“可以说不论大陆或台湾的诗歌学者、评论家，写台湾新诗史写得如此全面、深入精辟者，你当是第一人。”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答古远清先生古老师：您好。前几天，您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认为可以打出‘鄂派批评’的旗号”，我即心有所动。我的心动，不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先后有“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登台亮相，也想跟风而上，而是觉得借此机会，可以总结一下湖北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像您说的那样，“借这个概念凝聚一种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并作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发展前景。”昨天收到家园转来您给我的邮件，才知道关于“鄂派批评”的事，您不是顺口说说而已，而是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您给我的信，我反复读了多遍，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以您这样的高龄，对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事业，还有如此的激情，还能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实在难得。我比您“年轻”，但自愧弗如。您和美兰、先霈老师是一代人，无论学问人品，我都应尊您为师，说“亦师亦友”，是我冒犯，意在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如朋友相对，无师道尊严之隔而已。我这个人生性保守，您说我“为人低调，行文谨慎”，我知道，那是我的弱点和短板，但“鄂派批评”事关湖北文学发展大事，我不敢擅专，所以，才请您合盘托出高见。借此机会，我也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关于“鄂派批评”的命名。因为有您说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在先，虽然我们无意跟风，但再提“鄂派批评”，仍不免有跟风之嫌。在这种纯粹地域性的提法之外，是否还能找到一种提法，既不套用别人的命名，又能概括“鄂派批评”的特色。比如“文学鄂军”的提法，是套用“陕军东征”“陕军”的说法，但“汉味文学”却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命名，这个命名虽然与“文学鄂军”有别，但却避免了与别人重复，也凸显了湖北文学的鲜明特色。这当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有无必要，如何命名，需要大家认真讨论。二、关于“鄂派批评”的特色。我同意您关于“鄂派批评”不是一个学派的说法，但既然称“派”，就得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和明显的特征。湖北的文学批评是否存在这种共同的追求和明显的特征。我在《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中提到了几点，您在邮件中也提到了几点，但我们提到的这几点，是不是能概括“鄂派批评”的主要特色，除了我们提到的这几点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概括。这是关系到“鄂派批评”能不能成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我们所总结和概括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般性表现，而不是“鄂派批评”独有的特色，也就失去了称“派”的意义。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也希望大家对“鄂派批评”的特色怎么概括，贡献自己的意见。三、关于“鄂派批评家”的身份界定。您关于“鄂派批评家”身份界定的几点意见，我觉得尚可讨论，原则上不宜太窄，也不宜太宽。太窄了，容易把许多有成就的鄂籍批评家排除在外，太宽了，容易失去地域概念的意义。我意批评家的籍贯和批评活动的“在地性”要兼顾起来。仅有鄂籍，但主要的批评活动不在湖北发生，归入“鄂派批评家”，很难得到认同。尤其是像胡风、张光年、秦兆阳这样的批评大家，其文学批评活动主要不在湖北，其影响也主要不在地域特色，作为“鄂派批评家”，是否合适。但这三位批评大家，又确属鄂籍，把他们排除在外，更为不妥。相反，并非鄂籍，却长期在湖北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批评家，不列入“鄂派批评家”，又显然有“排他”之嫌。尤其是像美兰、先霈老师和您，都不属鄂籍，但不算你们，就抽了“鄂派批评”的顶梁柱。你们是“鄂派批评”的领军人物，自然不成问题，关键是前面三位鄂籍批评家的问题如何处理，需要大家讨论。我意应把文学批评的“在地性”，即主要在湖北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放在首要位置，同时考虑批评家的鄂籍问题，而不是以是否是“鄂籍”为主，这样可能更合乎“文学批评”派别的本义。四、关于“鄂派批评”的所指问题。前面说到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都是单指文学批评，我觉得“鄂派批评”应该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如美术、戏剧、音乐、书法等等，这些艺术门类的文艺批评活动，在湖北一直都很活跃，历史上还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在《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中都提到过，我觉得这也是“鄂派批评”有别于别“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否应该包括在内，也请大家讨论。五、关于“鄂派批评”的代际问题。我比较了一下，在众多地域性的批评群体中，“鄂派批评”的代际是比较清晰，也比较完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鄂派批评”都代有传承。清理这个代际关系，不是为了论资排辈，而是为了建构“鄂派批评”的传统，同时也有助于鄂派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本土”资源。鄂派青年批评家队伍近年来发展很快，也很有实力，是“鄂派批评”的希望和未来。我同意您说的“应该花大力气去培养‘鄂派批评’新军，把‘鄂派批评’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如何在“鄂派批评”队伍中发挥青年批评家的力量，也请大家献计献策。我暂时想到的问题，就这几点，可能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想到，希望您，也希望更多关心“鄂派批评”的同行提出来。您在信中提到我的“研究报告”中需要增补的批评家，我会找机会补上。有些一时打不出来的字，我也会想办法改正。借此机会，也请诸位同仁对我的“研究报告”多提意见，以便我修改完善。您提到我的藏书，那绝对不能跟您相比。近年来，因为多次搬家，已分批捐赠了大半，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如来视察，可能会让您失望。专此，即颂，身笔两健。於可训2018年3月21日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yll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407.shtml

上一篇： 关于“强制阐释论”的研讨
下一篇： 汽车工业论文_抗性消声器内部流场对传递损失的影响研究